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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的潜在价值
——写在南海首起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立案一周年之际
南海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陆安春 

  2004年4月,南海区的一名教师向南海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递交了仲裁申请书,要求仲裁委员会对其所在学校的岗位调整行为作出裁决,由此引发了南海区首起人事争议仲裁案件。
  这名教师原在一所中学任教,后因种种原因与学校产生了工作上以至于感情上的不融洽,故要求教育部门调离。几经辗转,她得以调到一所小学。但新的矛盾随之出现了:她所担任的数学课由于学生成绩不是很理想,招致一些家长的反对。学校领导在收到这些反对信息以后,在第一学期期末调整了该教师的课程,让其担任美术等课程教学。这名教师觉得,在小学里,如果不能担任“主科”的教学,则可能会有“下岗”的危险,而且自己的特长也是数学,她拒绝服从。但学校还是把她的课全部安排给其他教师,这样她就处在“待岗”状态。
  这名教师认为,学校停了其数学课的教学工作,不公平;第二学期连美术等课程也被停了,是对其权益的侵害……
  在这个案件里,当事人双方都有自己的充足理由。
  从申诉人方面看,虽然仲裁委员会最终没有支持申诉人的请求,但客观而论,申诉人的某些请求并非毫无道理。
  第一,申诉人说其本人从中学到小学,需要时间来适应,中途不宜调整课程。校方反驳说:新分配来的毕业生都能适应,你有数十年经历,应该更快地适应……在此问题上,本人认为申诉人的理由是可以考虑的,毕竟中学与小学的授课方式远远不同。新分配来的毕业生没有思维模式的固定化经历,一切均从零开始,对新环境的适应自然要容易一些。但申诉人的适应就不一样,她以前的思维都是针对中学生,突然间发觉自己所面对的对象全变了,以前的思维也必须跟着要改变,而这种改变显然要困难得多。其道理就好比学英语:英语为母语的小孩,几岁时就能基本适应英语的说话方式,而以英语为外语的大学生,往往学了成十年却难以说一句流利英语。虽然有家长的反对意见,但既然这名教师如此自信能在下一个学期把成绩提高,又何妨给其一次机会?当然,教练有随时换下不在状态的球员的权力,但被换下的球员还可以在以后的训练中再次表现自己从而争得下次上场的机会。而在本案中,当事人一旦被换下,重新教数学的机会几乎就没有了,学校总不可能对她说,你先去某个班练习几周,然后我们根据你表现决定是否再让你教数学。即使校长有此意,估计学生家长也无法容忍自己孩子所在的班被拿来“试验”。
  第二,不担任任何课程的教学,申诉人就失去了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基本的权利。虽然,从理论上说,恢复教学工作是可能的,因为这仅仅只是“待岗”,并非“下岗”,而且工资也只比以前少那么一点点,但是,她的“待岗”隐藏着很大的职业风险,因为持续的“待岗”极有可能会导致最终的“下岗”。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那样:一名在课程教学上没有经验优势(“待岗”教师当然谈不上经验优势)的教师,在教师竞聘用中将会遇到很大困难。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校方。
  学校的做法可以从《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负责制工作的暂行规定》中找到相关依据,《暂行规定》第七条中有如下规定:
  “校长领导学校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
  四、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编制和包干工资的总额,有权调整学校定员,调配聘任教职工(对未被聘任或不接受聘任的人员,由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研究处理),确定教职工的任职岗位和工作量,决定各种岗位津贴和超工作量补贴,依照有关规定奖惩教职工。
  ……”
  根据该条,校长有权“确定教职工的任职岗位和工作量”,有省文件作为依据是学校最大的理由,从这点上说,学校的做法并无不妥,除非能证明该文件与国家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相冲突。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该份文件作为依据,校方在此种情形下是否就有权这样做呢?亦即,《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负责制工作的暂行规定》里的内容是否真正体现公平与正义原则?
  如果校方在收到家长投诉之时所能做的工作仍然只是对家长解释,仍然只是让学生们来慢慢地给这名教师“适应”,其结果会是这样:家长会把孩子转学,即使不马上转学也会向教育部门投诉,投诉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教育部门作出妥协——更换教师。如果校长不同意更换,那就只能更换校长然后再更换教师。学校领导不会冒这个风险。我们看到,因学生的转学而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学校领导,还会是整个学校的教师:学生转走了,教师还留着何用?
  显然,调整这名教师的课程是学校无可奈何的选择。在调整之后,教师当然有理由不服从,你的调整在我看来是不公平的,我为什么还要服从呢?除非你在某种程度上给我补偿。但学校又不可能给予补偿,一旦补偿,其他教师就会纷纷仿效,那时学校就毫无招架之力了。对方不肯妥协,而学校又不敢妥协,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学校也只好停了申诉人的课,钱大部分照给,只求大家“相安无事”。
  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似乎并不算太复杂,但是要作出理性的判断却并非那么容易。我们现在不妨作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学校没有调整申诉人课程的权限,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亦即,假设仲裁委员会在本案中支持申诉人的要求,裁定学校应向申诉人道歉,恢复原岗位,这样的裁决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这对所有教师来说将会是一个特大喜讯,因为那意味着教师上课可以心不在焉,可以不做任何的备课工作,总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即使教学成绩很差学校也无权调整其岗位,调整了也可以不服从;校方如再停他的课程他就请求仲裁委员会裁定恢复,而且到时校方还得向其道歉……这种结果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
  每个领域都会有它的游戏规则。教育系统的游戏规则就是:教师认真教学并使学生成绩与其他教师在同等情况下所应取得的成绩相差不太大(笔者不得不提到“成绩”一词,因为它确实是目前中国家长们最关心的东西),不会导致家长的投诉,否则学校就有权对其课程作相应调整。而如果学校不能这样做,在教育系统被默认的游戏规则就被破坏了。一旦被破坏,所有的学校就再也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在笔者看来,如果一个规则的承认或实施能够使该领域、该行业得以正常运转,这个规则基本上就可以说是体现正义与公平的;反之,如果一个规则的实施会阻碍该领域、该行业的正常运转,它就不是真正的公平与正义。2004年,因为没有录取笔试分数排名第一的考生而代之以另外两名考生(这两人按原划定的分数线本不该进入面试),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到顿时成为焦点人物。朱苏力对媒体解释说:原因是北大决定该专业降低面试分数线而另一方面该落选考生在面试中的表现无法令三位考官满意。朱苏力教授在给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的信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说明面试过程的公正性……在朱苏力教授看来,既然北大已决定降低面试分数线,自己就完全有权在面试者当中选择自己认为适合做学术研究的人。笔者无意对“北大招博”事件作过多评论,朱苏力教授当然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学生,但笔者认为,在整个事件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该落选考生面试表现如何,而在于:面试分数线能不能随意改变,亦即招考规则能不能随意改变?坦白地说,本人对北大的做法是持异议的,如果每所大学的面试分数线都是不确定的,暗箱操作也就有了更大的实施空间。游戏规则一旦被轻易改变,公平与正义就会大打折扣。
  公平与正义确实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这也正是本人在与仲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们探讨案件时所遇到的最为困难之处。如何裁决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社会中某一领域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才能不对该领域里已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公开或潜在规则构成威胁?这些问题一直在缠绕着。无论如何,当时在某一方面的思路却比较清晰,那就是:教育系统不能因为满足某一个案中部分人的特殊要求而影响其正常的运转机制,其“游戏规则” 的潜在价值应该得以体现。几经思虑及研讨,仲裁委员会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本会认为,如果学校在学生家长投诉以及其他教师异议等等情形下依然没有调整作为被投诉者和被异议者的教师课程的权限,如果学校在对该教师的课程作调整后该教师又拒绝上课的情形下依然没有让其他教师来担任这些被拒课程教学的权限,学校的教学工作就会无法开展,从而整个教育系统的‘游戏规则’将会被破坏……”
  这是一个价值衡量的过程,我们无法做到完美,但我们不得不作出抉择。


  附记:
  时间老人似乎总喜欢制造惊人的巧合:一年前,本人作为中立的仲裁者,为公平与正义的问题苦苦思索;一年后,本人却作为本单位的代理人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再次身陷于此类问题。案情极为简单:区人事局在给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份复函中确认一名民办教师不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理由是该教师档案中没有找到任何能证明其干部身份的材料。当事人对相关的几个部门一起提出了诉讼。在提交给法庭的结案陈词中,本人表达了与上文类似的观点:
  “在本案中,姑且不论我们给教育行政部门的复函是否具有可诉性,单就事实本身而言,我们很同情原告的境况,但是我们深感无能为力。我们无法去证明一个并不存在的事实,如果不找到相关的证明材料,我们就只能作出否定的结论——这就是我们2001年的复函所能够做到的。
  事实上,我们非常希望原告是国家干部,那样不但能够使原告可以得到较好的待遇,而且我们行政机关本身也无需花费时间与精力来应付繁杂的诉讼程序。如果行政机关的一个决定可以为一些群体带来希望和出路,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群体。心理上的同情无法超越法律对行政机关本身的约束,无法克服在个别情形中不遵守法律而带来的种种风险。这种风险就是:如果档案中没有相关资料而我们人事局却又凭空作出结论,这不仅仅是我们人事局的失职,更是对维系整个人事系统得以运行的最基本规则的破坏。试想,如果我们未发现有关干部身份的资料而核定一个人具有干部身份,所产生的后果将是可怕的——因为,依此类推,还可以作出一系列类似的决定:人事部门可以随意地对一个人的身份下结论,无论他的档案里有些什么资料,他都可以是科级干部,可以是处级干部,当然也可以是厅级干部甚至是部级干部,总之只要人事部门愿意,他就可以是任何一个级别。如果那样,人事部门的权力就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显然,这不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说交警部门可不可以在相对人没有提供驾驶执照的情形中下结论说相对人已经拥有驾驶资格呢?我想,没有人愿意作出肯定的回答。
  虽然法律有时候会向某些群体倾斜,但更多的时候法律应该是公平的,不能偏向任何一方,即使是需要社会救助的一方。我们人事部门不能因为对方当事人需要社会的救助而无视法律的存在。事实上,救助弱势群体的义务应该由专门的机构来完成,法律不应该往往也无力承担这个义务。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原告做一些可以改变现状的事情,但是我们无法超越法律对我们的约束。我们所能做的,就只能是依据相关的档案材料,作出一个理性的行政机关在当时情形下所应该作出的结论。”
  ……
  成为被告并非坏事,起码说明人们的法治意识在不断提高。此外,虽然诉讼总要付出成本,但如果考虑到一些纠纷的反复性以及繁杂性,法律途经很多时候要比其他途经来得更经济一些,尤其在中国这个很注重“人情”的国度,调解与磋商往往受太多感情因素影响而作用甚微。无论如何,本人一直认为,那些维系某个领域、某个行业正常运行的最基本的“规则”应该小心呵护才是,即使在万不得已的时候需要突破,亦需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