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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曾在一篇《男教师稀缺不利孩子成长》的文章中报道，在小学较为集中的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55所小学和5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中，女教师占到教师总数九成以上。文章还说，“在一些城市，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仅为1：6。”
我国小学教师人才性别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逐渐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虽然我国男女人才总量比例基本持平，但在小学里，这一比例却趋于极端化。男性人才储备的不足而现有女教师的影响过大，可能会造成孩子心理以及个性发展的不完善。这方面的文章时见报端，不少有识之士都表示出了某种忧虑。我们认为，心理也好，个性也罢，所造成的影响只不过是个体发展上的差异，这些尚在社会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开阔一点，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从长远来看，小学里缺乏男教师，我们失去的，将不仅仅是孩子未来的“阳刚之气”，更主要的，是他们这一代人极有可能会因此而丧失总体竞争意识和竞争潜力，而这些特质恰恰又是当今国际战略竞争中所必不可少的。大量的事实已经表明，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或少年时期没有形成某种特质而期望他在成年时突然拥有此种特质，机率微乎其微。当这一代人开始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让一群没有竞争意识的人来主宰我们国家的命运———那才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
一、国际政治现实：对下一代竞争意识的培养绝非小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韬光养晦、永不当头”，政治学者也普遍认为，尽管我国一直缺乏较为明确的国际竞争战略，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韬光养晦、永不当头”可视为我们国际竞争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似乎并不如我们所愿，一些事件的发生甚至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无数的事实已经表明：在国际格局的构建过程当中，没有强烈的战略竞争意识，就很难有国际事务的话语权。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这位“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阐述者，在其出版的《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曾经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国际政治的真谛。他的被称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逻辑，再次申明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命题，强调了权力在国家追求中的至高无上地位。尽管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曾经引发了学界的不少争议，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些观点大体上是符合当今的国际政治现实的。事实上，我国的国际竞争战略近年来也已有所调整，正如香港城市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郑宇硕所分析，邓小平先生在提出“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时候，正值前苏联崩溃，但毕竟时代已经不同，目前的中国更希望获得“大国外交”的概念。
我国的国际政治学者郗润昌先生曾经尖锐地指出，“从意识上讲，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的民族迄今还没有真正具有如同西方及日本那种强烈的国际战略竞争意识。”
这些年来我们常常强调科技，以为只要科技发达了，国家竞争力就会迅速赶上。这其实是一个误解。中日甲午海战之前，中国的海军装备水平并不比日本差。可是，当德国专家登上中国战舰，却发现清朝士兵在炮膛上晾衣服，接着再一摸炮膛里还有灰，当即断定中国海军必败于日本。后来，这预言成为巨大的悲剧现实。当时德国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卑斯麦在评论中国与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效时有一段可谓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制造如何，价值如何，买了回去就算了。”日本为什么在学习过程中特别注重制度的根本改造而中国当时却只注重实在的“用”？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当时学习欧洲有着非常强烈的国际竞争意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成为一流强国；而中国则缺乏这样的意识。中国付出的代价便是以甲午战争为开端的一系列惨败。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内在的竞争意识远比外在的物质装备要重要得多。
当代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断言，未来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竞争的关键是素质竞争。什么是素质？我们认为，在国际政治中，竞争意识就是最重要的素质！日本人早就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当不少国人为日本人的对手之说恼怒时，他们并没有想到，在日本人心目中，这已经是很谦虚的说法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整个中华民族，无论老人、青年或是孩子，都不是他们的对手。甚至，更准确地说，日本人其实并未把中国升格为“对手”，他们心目中的真正对手是美国，日本人的竞争意识使得他们主动地把美国视为最大的竞争对手。让我们看看日本学者小林次郎那篇名为《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中国没有资格!》的文章吧！应该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更符合日本人的真实想法。
1992年,77名日本孩子与30名中国孩子在内蒙古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在这期间，日本的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中国孩子病了，却回大本营睡大觉……这就是曾经引发国人激烈讨论的《中日孩子在夏令营中的较量》一文所披露的内容。该文的作者、我国青少年研究学者孙云晓忧心忡忡地指出：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他感叹：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就只能无奈地接受落伍的现实。可悲的是，十三年后，2005年，当类似的活动再次举办时，类似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作者不得不承认，中日孩子的素质差异，不但没有拉近，反而越来越远了！面对这些，我们没有理由还认为对下一代竞争意识的培养是小事一桩。
二、竞争意识的培养呼唤更多男性教师的出现
女性的特点，是被动，忍让，包容，防守性较强，强调“柔”；而男性则是主动，好胜，对抗，进攻性明显，强调“刚”。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形下所具有的共性特质，并不排除例外，比如某些女性表现出男性的特质或是某些男性表现出女性的特质，但总体上变化不会太大。如果正处于性格形成时期的小学生几乎完全被女教师所包围，校园里到处都是女性的温柔气息，很难想象能培养出人格健全的孩子，因为环境对孩子性格形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孩子。男教师太少，学生缺乏男性榜样，太多的“女性化”教育影响学生个性塑造，孩子们在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倾向于女性方式。事实上，由于男教师的缺乏，“女性化”迹象已在教师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学校出现。不少男学生的行为举止缺少了“阳刚之气”，甚至个别学生出现了心理缺陷。《男教师之所以重要以及为何稀少》的作者布赖恩。纳尔逊认为，让学校的教师在性别上趋于平衡可以更好地反映学生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学校如果缺少男性教师，孩子就如同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一样，性格可能产生缺陷。最为重要的是，没有了男性“刚”的影响，孩子的潜在竞争意识会被逐渐消磨掉。
诚然，我们也不否认有许多女教师同样可以进行顽强的品格教育，但是，这毕竟是少数。我们认为，孩子们既需要女性的温柔与细腻，也需要男性的粗犷与豪放，更需要男性的那种主动的、进攻性的竞争特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能够立足于世界列强当中，最关键的是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战略竞争意识，而战略竞争意识则需要自小培养，远非一日之功。我们无法想象一个自小处在一群女教师中长大的孩子会突然一改“温柔”形象而迅速变得富于竞争性———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而已。反观日本，它的民族竞争精神就是长期文化积累和教育强化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日本在对下一代竞争意识的培养上简直是费尽心机，比如他们开展得很普遍的面向小学生的“30人31足”体育比赛项目，这个项目就非常讲究竞争性和协作性。当我们国家的孩子们在专注于无休止的奥数培训或是外语培训，当他们沉迷于形形色色的艺术班、游泳班的时候，日本的孩子们已经做了很多更有意义的事了。我们无法想象，当日本的这些孩子开始主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凭我们目前这一代孩子的总体竞争意识，我们如何去与他们展开全球竞争！我们根本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因为这恰恰是一个全球竞争的时代。
中国的佛学文化比较注重“忍”，不提倡与人抗争，如果是针对一个家庭，一个人，这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境界，就象晋代大文学家陶潜所宣扬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就象当今金庸先生《笑傲江湖》等作品里所表达的那种淡泊的人生态度。但是，如果放在国际政治的大棋局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忍”哲学并不适用。国际政治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缺乏竞争意识的“忍”哲学将会令它的信仰者处于越来越狭小的生存空间之中。在受传统“忍”哲学影响深远的文化氛围下，如果我们再不加强小学生的竞争意识教育，如果我们的小学里仍然是到处充斥着“温柔姐姐”或是“慈祥阿姨”，对于目前我们中华民族的懦弱现状而言，将无异于雪上加霜。
三、结语：懦弱的一代将令我们被世界抛弃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际政治学者郗润昌先生就表达了他的无比担忧，他说：如果中国被排斥在明天世界的战略格局之外，从而丧失对未来国际问题的发言权，或者使中国再次沦为被他人支配的地位，那简直是不能容忍和不可想象的。“但是，”他指出，“不能容忍和不可想象的事并不意味着一定不会发生。甚至，当认为不会发生时，它可能正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发生。”
这些年来，我们看到，郗润昌先生所担忧的事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多少令人乐观的因素。我们的下一代，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但是如果学校里依然是凤毛麟角的男性教师，如果我们依然缺乏培养孩子们竞争意识的土壤，他们将很不幸地成为懦弱的一代，而懦弱的一代是无法获得对手尊重的，到那时，地球村也许就不再有我们的位置。
但愿这仅仅是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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